2. 年轻的文化，控制的毒品
政客与作家经常说现今的时代为信息时代。他们说今日一般人的知识要比旧日任何人多，网络、光碟百科全书、200个频道的电视，正在使地球的总体知识瞬间传达至平民百姓。他们说，太妙了，人们史无前例地博学。 真的吗？ 如果我们真的如此博学，当多数美国人被问到有关世界史的简单问题时，为何一脸茫然？有多少学童读完任何一本莎士比亚的戏剧？以波斯尼亚、刚果战争为例，多少人对其发生与影响，有比晚间新闻所提供的15秒钟的内容有稍微深入的认识？又有多少人知道美国政府直到今日仍在窃取内华达、明尼苏达、怀俄明、亚利桑那、新墨西哥、阿拉斯加及其他数州的印第安土地？ 网络的确是信息的大本营（我即利用网络作研究，而且建立了我个人著作的网站）。但网络业者会告诉你，绝大部分利润高而常被使用的网址都在贩售性或春宫图片。所有搜寻引擎公司统计最常用的搜寻字串是“性”，其次是其他形容裸体或性行为的字，再其次的最常使用的网址，是那些充满互动式的连续剧以及最近电影和电视节目片断的运动与娱乐频道。 实在说来，网络尚未对美国人的“博学”有多少贡献。 电视呢？有时候我在演说中提及，几年前开始我家不再接装电视（并非由于内容不好，而是因为这类媒体本身会使儿童的注意力时间愈来愈短且无效用），往往就有听众大谈他们从公共电视特别节目中，学到许多非洲野生动物等等的知识。我不否认电视有些有趣、知性的节目，只是这些节目不但少，而且与日重复。研究显示，上个月读过一本书以上的美国人仅占了很小的比例。前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牛顿·明诺指电视为“大荒地”，这其实只是轻描淡写。汲汲于卖广告赚钱，而广告价格乃依据观众数量而定，因此电视节目就愈来愈哗众取宠，而不愿曲高和寡地提供信息（新闻节目亦然）；且甚至政提供的“信息”，也常常是为了特定之企业利益。 我们可以说是生存于信息过量的信息时代，但若以多少信息被吸收了来算，我们其实处于知识贫乏的时代。 人们不再具备维生的基本信息，如何种植食物？如何寻找水源？食物里有些什么？如何生火取暖？如何存活于大自然里？如何理解天象？生长季节终始于何时？丛林、田野间什么植物可吃？如何捕杀、贮存猎物、取其皮毛、食其肉？如何不使用化学药品和耕耘机务农？如何处理骨折和其他疾病？如何接生？等等。 由于这种“知识贫乏”，我们与实际世界脱节，并站在因依赖石油与企业造成之信息饥荒的险崖上。 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居住于乡村的人口比都市地区多很多，有关如何耕种、保存食物，如何存活于艰难时代和如何俭约克难的信息，在当时可谓常识。现在我们对电影明星和他们的电影票房，或道·琼斯指数多少知之甚详，而一旦所有超级市场突然关闭，却无法存活两个月。 更有甚者，依据芭芭拉·布什家庭读写能力基金会统计，整整27％的美国成人是“功能性文盲”，虽然少于1％的家庭没有电视。 这对因我们依赖其系统、信息、燃料和食物而获利的人而言，实为大利多。我们已易为驾驭、控制，我们会投票给那些在晚间新闻有最好的10秒表现者，或给那些广告花费大、强有力者。 贩售或生产毒性或致癌性化学物质的公司扭转或压制新闻的手段实在有效，例如佛蒙特州多数市民竟不知每年有超过5．3万磅在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典、奥地利及其他国家禁用的化学药品，洒在他们的玉米饲料上。这种化学药品经研究发现与乳癌、白血症、畸胎和生殖系统的肿瘤有关。1997年6月报纸登载，科学家已接到许多有关佛蒙特州尚普兰湖畸形青蛙的报告，包括四肢的短缺或变形、眼睛长在背上……等等。 即使许多实践团体尝试呼喊，我们似乎仍沉睡不醒。我怀疑我们也许并不在睡觉：有让我们醒着却对周遭毫无警觉的方法。 我们不是睡着了：我们醉了作为一个生长于1960年代大学城的青少年，我认识一些海洛因毒瘾者。一般说来他们是好人，并非在电视和书上所见的那种类型，只是正常的中产家庭的小孩一头栽进威力出乎意料的毒品。在二三十岁时，我也遇见一些酗酒者，他们也多数心地善良，只是陷入消磨生命的毒品之掌握而无法自拔。我还认识许多老烟枪，总是认为有一天他们可以潇洒地说不，却发现困难无比。 我注意到对他们而言，保持毒品供给渠道的畅通，成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是生存的核心。他们一早醒来便想着今日毒品的供给，然后一整天浸在毒品里，最后吸着毒品入睡。 另外，还可以注意到，他们愿意牺牲任何他们其实很重视的事物来换取毒品。他们也许对生涯、教育和人际关系，都有远大抱负，但不知为何，这些计划最后都臣服在毒品的愉悦下。在毒品早已不再有任何享受效果后，他们仍每天浸淫在毒品中，只是为了避免没有毒品的痛苦。 若从主导我们文化的人的观点来看，很难说这一直被视作一件坏事，的确存在证据显示，年轻文化的掌权者曾认为让人们上瘾是件好事。 在支配的年轻文化中，文化本身的首要目标，在于使人们顺服，这可从政府和宗教的文化机构的表现看出。前面我们已看见那些“不识时务”者的典型下场：灭绝。这正是许多土著民族的命运，结果，能存活的被征服者常是顺服的。（如果你觉得征服者似乎将被征服者视为有待驯服的野兽，你就完全抓住我的意思了。）每个毒贩、烟草贩卖者和酒店老板都知道，若你让一群人每天依赖你的产品而活，你就有了一群不会找你麻烦的人。（他们可能给别人制造麻烦，却很少波及贩卖者。） 同样地，我们的科技文化已经发展了一种科技毒品来维持顺服度。 一种测量毒品上瘾潜力的方式，是计算能对这种毒品轻松随意地提起或放下的人口比例，这种偶尔使用且能轻松走开，或一次可戒上数月数年的行为称作“Chip”毒品。《科学新闻》报道的研究指出，有较大比例的人可以“chip”大麻，中等比例的人可以“chip”酒精、可卡因，甚至海洛因，而非常非常少的比例（少于5％）可以“chip”烟草。然而，请想像另一种毒品，可以毫无痛苦地离开它的美国人，比5％更少；依上瘾时定义，这样的毒品将是有史以来最强力者。 这种毒品当然必须有稳定心情的作用，保持一种将每日的无奈、痛苦和厌烦抛诸脑后的精神状态。这毒品会改变脑波、神经化学，并一再保证沉迷于其中并不算上瘾只是偏好。如同酗酒者声称只不过是为了社交应酬才喝酒，吸此毒品者亦公然宣称具有戒除能力……而其实却未曾想过要离开它几天、几周，或几年。 这样的毒品的确存在。 比鸦片更具诱惑力，塑造行为和期许的能力超越酒精甚多，每天使用时间更甚烟草，是我们文化中渗透最广、潜伏而最不易察觉的“麻醉毒品”——电视。 许多毒品基本上是天然物质提炼的浓缩物质。青霉素从霉菌提炼出来；鸦片从罂粟而来；同样地，电视是真实生活极度浓缩的萃取素。 人们保留一大部分的生命去注视一个闪烁的盒子——每天数小时。他们依赖这个盒子去取得大部分有关世界、政客行为和何谓真实的信息，虽然这个盒子的内容受到少数组织的控制，而其中很多组织也涉足军火、烟草和酒品买卖。老百姓一醒来便消费这项毒品，一天当中尽可能消费它，并在这毒品中入眠，很多人甚至三餐必备。 多数人感到遗憾的，并非他们做过的事，而是关于他们没做过的事、没达成的目标，和他们想成为却未做到的那类爱人、朋友或父母。然而我们文化却鼓励我们坐在闪烁的盒子前，一星期几十小时，一年数百到上干小时，然后看着，似乎从远处，自己的生命如干沙流过指尖。 “住在盒子里”的病心理学家都同意，与他人隔绝常有害心理健康，我们必须与他人互动才健康。 我和妻子养了一只名为“闪亮”的漂亮黑猫，又长又厚的头发使它看起来像只迷你狮子。 它的前一任主人告诉我们，“闪亮”很肯定每个人都要杀它，我们发现真是如此，用医学名词说，它患了妄想症。 昨天我在去客厅的走廊上遇见“闪亮”，它满脸惊恐地团团转，奔向厨房。我继续前行，现在它确定我是要去抓它了。它在厨房停了下来。因为须经过厨房才能到达客厅，所以我一直走，它更加惊慌，跑向客厅。我试着轻声呼唤它，但它“知道”我要伤害它，当我们在客厅再度碰面时，它飞跳起来，狂奔逃离客厅。 “闪亮”的世界是块充满坏人之地，在刚接养的几个月里，我们试了许多方法要靠近它，但总胜不过潜藏在它心底的那番确信，确信只能信任自己以求安全。 数周前我应全国性电台的邀请谈论本书相关议题，有一位听众从堪萨斯来电话。 “你是说，动植物有生存权？”他问。 “是的，那正是我的意思。”我说。 “你知道那是深度环保人士的主张吧？那些激进的树木拥抱者？” “我听说了，你的看法呢？” “我们必须利用科学和经济学评估事物之价值，某些森林值得保护，某些则未必，有些生物可与我们共存，像牛、狗、鹿等，而其他则不能，因此不必担心它们。” “那么你如何划清界线？”我问道，“你如何知道何种生物应保存，何种生物应消灭以腾出空间给人或我们喜欢的生物？”“留下那些有用的！”他说，似乎答案很明显，“老天！谁需要斑点猫头鹰，我们需要的是工作机会、经济保障、干净街道和安全的城市。那些才是重要的事。” 我指出即使他的假设（世界只为人存在）是对的，这些粗糙地大举毁灭成千上万物种以及改变大气环境的作为，仍可能产生一个不可预料的结局，结果“万物之灵”得到的是一个越来越不能居住的地球。其实，本书和许多其他资料都已记录了充分的证据，说明这已经发生。 如果我们能抛弃以人为尊的想法，代之以万物皆有神圣生存权的古老文化观点，则无知毁坏我们生存的地球之行径将可大幅减少。 如同“闪亮”一般，这位致电电台的听众眼中只有一个世界，一个以人为主色彩的世界，其他的万事万物只是黯淡模糊的背景。这些“物”为我们所用，我们则具有决定它们的生或死的知识与权柄。如果认为是对人有好处的，即使是翻天覆地，到最后只剩一种树、谷物、蔬菜和鱼，也在所不惜。而之所以会如此理直气壮，乃是因为我们以为所见所知的世界本就如此。 这是心理不健康者的逻辑。 当“闪亮”确信它已经完全认清世界时，那不管我的意图为何，从卧室走向客厅就是人类恶意的证明。那位“致电电台者”确信这世界中，他所见的一切就是为他而存在的，如果我声称“物”皆有其各自的生存权，则无疑是要从他身边夺走一切。 如此的偏执建构成一个巨细靡遗又有组织的世界，其中的一切皆能自圆其说又相互增强。那个在街角正看着你的人是中情局的间谍，他已偷偷将某种传送器植入你的脑部。他转头看旁边因为不想让你知道他是个间谍；他会瞄你不是因为你直盯着他，而是怀疑你是否已知悉他在你脑子里装了传送器；他登上巴士不是要上班而是为了跟踪你……等等。 相同地，无论我们的世界观如何，我们会不断搜集证据证明自己是对的。“闪亮”认为人们都在追逐它，因此到处都看见迹象。所以如果你相信万物皆只是用来增进人类生活的资源，那你也将到处发现有利的证明。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之父，也是今天许多寻求定义“何谓病态”和“何谓健康”心理者所仰望的人，在过世前几年曾有些有趣的观察。他指出我们文明所谓的“健康自我”，其实是我们早年与生长环境有非常紧密联结时之生命经验的“萎缩的残渣”。许多心理学家说这种“萎缩的过程”的一种结果；就是美国国家心理卫生机构所统计的15岁到27岁第三大死因——自杀。 这种剥离我们人与所生存世界的紧密联结，使我们被隔离在一个一个独立的“盒子”里的过程，几乎不存在于人类历史的最初10万年。直到今日，在各地受年轻文化的影响较少的原住民族中仍然如此，所以自杀率少之又少。 加州大学海沃德分校西奥多·罗萨克（Theodore Roszak）教授以“生态心理学”一词定义有关对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之研究。在他的《地球的声音与生态心理学》（The Voice of theEarth and Ecopsychology）一书中，罗萨克巧妙地说明身、心、灵三方面的“切断”，可能是导致所有现代个人与文化精神病症的原因，而重新与自然联结将是对个人乃至社会最有效的治疗。 但这种与自然“切断”的情形，在7 000年前的所谓古文明就已存在，并随着文明的程度深植人心。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声称宇宙、自然界不过仅由简单的原子所构成，一旦人能了解就能操弄。笛卡儿更进一步指出整个宇宙即是一部大机器，而这种机械般的自然的原理及于最小的层次。如果我们理解开关之所在就能操纵这部机器。我们从自然界退缩，在我们住的城镇里，自行创造一个生活其中的人工世界，这世界与我们起源之初，大不相同。随时间的脚步我们对事做“对”、“错”的取舍，并组织“存于外”之事物，以符合我们“存于内”的需求。 我们以地球为宇宙的中心，而以我们自己是这世界的最高等，我们的年轻文化的宗教与哲学家公然或隐含地宣告，万物皆是为人所预备。伽利略甚至说，如果不存在人观看这世界，那世界就不存在。当我们终于明白地球并非为宇宙的枢纽时，我们只是改变我们的语汇去继续一个不变的世界观：我们是宇宙的精神中心。 从这故事、这世界观——人造的城市是文明的，自然界是野蛮的，而住在其中的人是原始的、不文明的、未开化的——我们发展出只承认、赞许自己和自身文化的心理，失去了和真实世界及其超凡力量与奥秘的接触。 当早期的欧洲移民在大草原展开猎杀，杀掉他们所见的每一只野牛，美洲原住民被这无知的疯狂行径吓得目瞪口呆。为何这些人夺去草原的生命？为何他们割去大地之母的肉？为何他们疯狂地砍伐所看到的每一棵树？ 移民看着那些他们所谓的印第安人，心想这些人一定疯了，这么多的野牛他们竟然不知要取而用之。为何坐在宝山一万年他们却不知要享用它？他们必然是野蛮、未开化的原始人，所以没有见识去拥有这上天给人的恩赐。 好一阵子，这征服美洲的行径颇为有效。恰如吉尔伽美什砍尽黎巴嫩杉，希腊人摧毁自己的森林，美国人剥去了半数土地的表土，这类快速地撷取“存于外”以应“存于内”的需求之行动风光了数个世代。 噢！不行了。当我们看到了第三世界的“早期预警系统”才有所领悟。有如一家耗用初始资本的公司，我们对周遭世界的掠夺一开始似乎不错，直到它即将耗尽。 在人们开车不敢不锁门、不关上窗的城市里，在含二恶英和多氯联苯的废弃物播撒于农作物以为肥料的田地上，在核子武器制造的主要废弃物（钇）被用于“治疗”癌症（大部分是因文明的空气、食物、药物而导致的结果）之实验的医院中——在这种种地方皆可见我们所创造的世界，风光的时日有限。这是所有阶层化支配系统的自然结果。 古老的文化较古老因为他们撑过数万年，相比之下，年轻文化仍是个实验，每次尝试（苏美尔、罗马、希腊），无论多么显赫辉煌，都已自毁，反而是部落度过数千年。 年轻文化是奠基在心灵与精神的不健全之上：弗洛伊德所谓的人与自然紧密结合生活的美好与真实之“萎缩的残渣”。一步步地，我们住进孤立的“盒子”里——受苦。 重新与这世界接触是怎样的情形爬出盒子，重新与这世界相处，是做得到的。 过去25年里，我上了一些有关食用、药用野生植物的课。通常会有一次到数次不等的机会我们可以到森林、田野，寻找教过的植物。我们当中有一位在每次出外都会带一罐玉米粉。她说：“当我拔起一株植物、摘下一片叶子，我会放一些玉米粉在地上，表达我对植物之灵的感谢心意，及对他们所给予我们的一种回报” 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朱利安·杰恩斯（Julian Jaynes）说：史前时代（超过7 000到 1万年以前）的人真的可以听得到神的声音。他们可以在自然世界里看到小仙子、妖精、神灵等等。 杰恩斯解释，这是因为当时的人，大脑的两半球比现在的人更紧密地相连，所以左脑的听觉区直接与右脑的幻想区［伟尼克（Wernicke）区和白洛嘉（Broca）区］相连，现代人的脑通常只在睡梦中和精神分裂时，幻想区才会有作用。杰恩斯推测，今天我们所说的幻觉现象在古代可能只是普通的日常经验。 杰恩斯进一步说，美索不达米亚城邦帝国的兴起，与其书写语文的使用，是使大脑两半球分离的主要缘由，所有的人除偶尔的神秘经验或精神分裂外，在清醒的意识下从此失去与大部分右脑的连结。 杰恩斯的论点是相当有说服力的，特别是引据史料与现代的神经生理学之处。如果他的观点是对的，那么我们可以想像如果我们用1万年前人的生活方式过日子，那这世界将会是充满着灵、能量、声音。反过来说，1万年前的人如离开他们生存的环境学习去读、去写、去过文明的生活，他们将迅速（一个世代或仅仅是一个人的一生中）失去与那另一个世界的联结① 特伦斯·麦克纳（Terence McKenna）在《神的食物》（Food of the Gods）一书中提出另一个观点。他相信不论古今，经由某种植物性成分的摄取，可使大脑两半球再联结起来。麦克纳指出，引发幻觉的植物在许多文化中被广泛用来打开与神沟通的门。这些植物的使用催化了先民的意识，进而刺激脑中思考、灵感部位的发展，而给予人类以自行控制神秘、神性经验的能力来取代原来植物之使用，这通常是通过有组织宗教提倡的规律。 杰恩斯与麦克纳的观点对我们了解意识的历史有显著的贡献。麦克纳长期与原住民住在一起，并研究他们至今仍借植物来与神灵沟通的行为，而杰恩斯则广泛地研究过去文明的文献，和那些声称可以在脑里听到神声音的人。 不论使用何种技术或方法，这两位与其他学者的共识是，古代人以及“现代原始人”都一样拥有我们这群现代西方社会的人所没有的视觉、感觉和听觉的能力。 肖肖尼族印第安人（Shoshone）寻找食物时，会倾听士地，倾听来自动植物、大地之母的声音。他们借种种征兆、声音告诉人可在何处找到一日之所需，又该以何种仪式感谢上苍。 对照于此，中古世纪的欧洲君王以及那些支配者的心态，已将我们带人一个讽刺的、不能辨别真伪的所谓“信息时代”，而或许不知不觉地进入澳大利亚原住民所称的“大遗忘时代”。 ◆ ◆ ◆ ◆ ◆ ◆ 我们的心和文化造就我们今天的处境。理解此事会产生远见；而发觉我们在为自已和子孙规划未来中所占的重要角色，更会激发力量。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