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社会架构下的权力与合作：城邦与部族
最近我听到一名自诩为先知的人，传扬因为他所属教派的神对人类的行径不满、愤怒，世界即将走上灭亡之路。“2 ／3的人将会死亡！”他大声疾呼。“瘟疫、饥荒和从天而降的火将杀死他们！” 我听完后浮出脑海的第一个想法是，如果 2／3的人类突然灭绝，这会是场惊天动地的巨变，将很难找到足够的地方来埋葬尸体，恶臭与疾病的危险将难以想像。成堆的尸首将暴露在城市街头，有如 1350年伦敦暴发淋巴腺型瘟疫，结果造成一半居民死亡的情景。大纽约都会区（CMSA，人口普查局的名词，指都会及其邻近地区）将有超过1300万的尸体，人口数由2000万减少为700万；洛杉矶CMSA人口由1500万减为500万；芝加哥从800万降至约300万；9500万的墨西哥人变成只剩3000多万；意大利的570O万人减至190O万；中国的12亿人只剩4亿人。世界将因已死和将亡者而混乱，存活的也将被罩在梦魇中。 我脑中的第二影像则完全不同于前者，我大胆地想像，如果现存人口的 2 ／3死亡，剩下来的人口仍大于1930年的数目。如果那传道者的数字其实过于保守，而换作是5／6死亡，地球上的人类仍然与1800年（当时地球的人口分布已然相当密集）相若。想像一下，如果现存的人口去掉 23／24，结果仍然多过耶稣基督的年代，而那时的人口无论如何绝不算少。 枯荣、兴衰、资源滥用与匮乏的循环，甚至加上瘟疫与饥荒——对人口众多、以成长和消费为基础的城邦而言皆是正常。这在过去的历史中已屡见不鲜，见诸过去的大帝国，开始是地方性的，而后区域性，然后全国性。如有够多的国家一起面临这种状况，也会成为全球性的。 然而，上述的循环，在以本地资源自给自足的部落中却很少见。基本原因，就在于组织。 部落与城邦文化结构部落与城邦是我们所知最基本的两种社会组织。 部落的组织已存在于人类的历史10万年之久：最小的部落单位是家庭，最大的家庭成员为50人到可能有上百人（有些群体自称部落而实为城邦，如现代非洲的祖鲁人，他们的组织像一个城邦而非部落，这点稍后详述。） 部落是历经考验而高度成功的人类社会组织。从人类历史的开端一直到7000年前，部落是整个地球人类惟一的组织形态。 直到1800年，部落形态的区域在全球仍占半数。 部落族群的结构人们以部落为组织的型式已超过10万年，且运作得很好：它们甚至到现在仍存在。从今日部落民族之分析而得的证据显示，部落生活相对较无压力，更使人满足，比城邦生话有更多余暇，还有——也许最重要的——永续的维持。 部落具五种主要特质： 1．政治的独立。 2．平等的架构。 3．利用可再生、地方性的资源。 4．对自身认同的独特感受。 5．尊重其他部落的自我认同。 政治的独立 部落是政治独立的小单位，成员从10人到200人左右。 早期的欧洲移民在与美国原住民相处时有一些困扰，他们基于自身对社会组织的经验，期待找到层级式的城邦组织（诸如地方性的城镇，大一点的像邦国等等）却不可得。例如．移民们和30到50名人协商某种交易，并以为，这协商的结果可以适用到其他所有同一种族称呼的，或说同一种语言的原住民。但其实对原住民而言，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事实上有数千的沙伊安族、阿帕切族，派尤特族，每一个都是独立的政治单位。 平等的架构 领导者在部落中，是扮演顾问而非权力行使者的角色（也有例外，不过依人类学的记录显示很少）。 早期欧洲人侵者无法理解这一点：事实上，他们认为这是种落后的象征，所以找出部落的“酋长”或领袖，想着只要跟此人协商，而部落的其他人就会一体遵守。其实，部落的领导方式通常由一个委员会执行，而即便是这个委员会也是咨询性质多过发号施令。权力是由全部落所共享，资源也是。。 如以色列屯垦区运动所示，这种变化的社区自治在小型部落中相当成功；而之前的共产主义世界之城邦体制，则证明其不适用于大型城邦体制。现代人用他们自身的观点去观察世界，以为部落中必有高阶人物，诸如巫师、巫医、教长、酋长之类的。其实，依据曾与未受城邦污染之部落往来人士的记录，可以知道那些具有那些头衔的人，与其他的人是平等的，而他们之独特角色主要为服务之义务，而非统治的权限。 利用可再生、地方性的资源 部落的食物来自于他们的居住地，如果供给不足，他们就迁徙，某些部落有固定的迁徙区域，在一地驻留数月至数年而后迁往下一地，让前一地有新生的机会。有些部落则长居一地或从事农耕。 在此有两个关键性的概念——“地方性的”和“可再生的”。部落的人们和他们所处的环境有亲密的接触，并因而发展出强调自然世界重要性的宗教、社会、法律系统。（因为部落人们从长远的考量，去发展并节约使用资源，所以他们的居住环境——不幸的——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因而引来城邦文化的掠夺。） 对自身认同的感受 部落的成员生而成为部落的一分子，部落便界定了他或她的身份。部落并不宣教，（对外尝试改变他族的生活方式，使其依从己族的方式。）不接受“皈依者”或“新居民”，并坚信他们生活的方式、他们的世界观和他们的神是最适合自己的。例如，一个阿帕切人，宁愿自称是一匹狼或一座山，而不会称自己是一个克里人。这是难以置信的事。民族中心观让他们感觉极好，确保部落单位的长存，是部落成功存在数十万年的原因。同样，人类社会的族群多样性也确保自古至今人类存在的强度：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是强韧的，反之，单一族群（或在此的单一文化）系统是脆弱而易于在压力下倾圮的。 尊重其他部落的自我认同 虽然部落间偶尔出现竞争或陷入冲突，合作乃为常态，如在冬季赠与节和念咒等仪式所见一般。某一族或许会鄙视他族的社会、宗教或其他习俗，但少有历史记录显示会导致种族屠杀。他族，虽有不同之处，甚至可能兵戎相见，但不曾赶尽杀绝。毕竟，其他族群的存在也是有利的。彼此所产不同，可以互相交易。而遗传基因的不同，可透过通婚（常利用典礼仪式的时机或为贸易的一部分）来确保基因库的强势。此外，或许他族之存在，正提供一个“他们”来作为认同“我们”的一个对比。 虽然，族群间的冲突有时导致死亡，不过死亡数字通常不大，人类学者多年研究的个案显示，多数冲突并未致死。族群间的冲突，提供一个凝聚及维系内部团结，并强化各族独特性的功能。所以，冲突是对每一族的生存皆为有利的事件。 城邦文化的结构 大约7000年前，第一个城邦政治实体出现于世。从那时起，城邦文化有系统、有方法地将与其接触的部落文化消灭殆尽。这个历程到现在几乎已近尾声：本世纪所灭绝的部落数比历史上任一时期更多。单单巴西从1900年到1950年间，便有87个部族被灭绝。今日部落文化的人口数，仅占全球人口数的l％～2％之间。 我们文化的故事述说着部落的毁灭，是由原始走向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达尔文和赫胥黎含蓄地指出，部落的相继灭绝是自然的历程，印证了城邦型式的社会组织相对于部落型式与生俱来的优越性。他们是“原始的”而我们是“先进的”，在物竞天择的历程中，他们的消失是迟早的事。同样的历程，过去已发生在成千上万种的动植物身上：如不能生存下来，就完全毁灭，而世界则向前更进一步。 不过现在，我们开始看到所谓先进的、阶级式的城邦组织先天的瑕疵。 因为城邦是阶级化的组织，不可避免地就有权力集中之情形。在年轻文化中（人类所有的99％），这样的结果，就是财富的集中和贫穷的存在。 浸淫于这样的阶级组织中，让我们以为自然界皆是阶级组织化的，而我们人处于最上层。这般的认定，让人类从事破坏“低等生命”的行为变得似乎有道理。 这种结构性的假定，使得人口失控地超过可承受的数目，伤害了大气层，危及食物与水的供给，并制造出我们的祖先难以想像的、更致命的细菌。 城邦在史上总会有兴起而主宰一切的短暂时光，而后崩溃。 相对于部落的特质，城邦有如下的结构与本质： 1．政治上的支配。 2．阶级的、清楚的统治结构。 3．以欺凌和征服取得资源。 4．吸收其他文化成为自我的认同。 5．以毁灭性的战争与他方对抗。 政治上的支配 城/邦/国/王国可能可以要求政治独立，在个人和家庭层级上，却无独立可言。家庭和地方社区等层级，乃受到城邦较大政治实体的控制。这创造出一种可见于企业、家庭、地方性社区和宗教组织的支配与阶级的心态，这些组织几乎总是起源于城邦，并为城邦的目的而设。 对生于旧时欧洲各王国的西方人而言，这最为明显。国王拥有所有土地、作物、动物、树林，甚至人，并使用政治控制。军队、警察、酷刑室和牢狱，强迫百姓献上生命或生产（这控制甚至涵盖人们最私密之时：如欧洲实行了1600年之久，国王或地方贵族拥有每位新婚妇女的“初夜权”。） 虽然现代的政治压迫，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程度，原则上却是相同的：百姓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服务支配他们的政府，而且必须经常性地奉献部分生命、时间或财产。 阶级的，非平等的 城邦的组织中最有权势、最具侵略性，或最富有的人地位最高；而无权势、财富或不愿侵略他人者则地位最低。因为有权且富有者集中并消耗越来越多城邦可用的资源，留给地位低者愈来愈少的资源，于是激发成长的需求，以避免社会的不安或暴动。因此可以说这种内部社会结构，是推动城邦不断扩张的引擎之一。 以欺凌和征服为基础 自给自足的地方性城邦非常少见，因为它们很容易成为非自给自足者的攻击目标，较大者常仗势欺凌或起兵征服以维持扩张之势：在过去短短几代中，世界地图因此重划多次。由于城邦的阶级化之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他们必须取得外来资源以维持成长。当地资源用尽时，他们便起而攻击、征服或并吞邻居；如此继续不断，邻居越来越远，直到最后消耗整个星球…此时，城邦便开始崩溃，就如庞氏骗局或用尽初始资金的公司一样。 接近全球资源的尽头时，依赖不断的征服以维生的文化必然无法延续。 侵略式的宣教和有“吸收力”的本体 成长是城邦的最高指导原则。成长若停滞，城邦将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崩解，或者被征服，抑或内部政变夺权。因为成长是如此的重要，他们便采取数种方法来扩张。 第一是并吞他邦的人民和资源。例如：一批批的奴隶从非洲被运往欧洲和美洲；欧洲邦国在征服另一个邦国之后，就将他们的“新臣民”置于统治之下；美洲原住民被征服，然后他们的资源就被欧美邦国瓜分。这一切的结果，是人口的膨胀，生产能力和消费的增加，以及更多城邦输出品的消费者。 城邦扩张的第二种方法是同化：将其他族裔的人转换成自己的人。宣教士说服部落人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很差劲的或罪恶的，并给予他们机会来“加入”（尽管是处于阶级的底层）城邦的文化/宗教之中。 部落的人从不宣教（要求他族像他们一样），这却是大部分城邦最主要的特征，并在历史上不断借由酷刑、集体灭绝（如见于十字军，宗教法庭，美国西部的征服，及南美和亚洲原住民的奴役），或来世诅咒的威胁（和行动）来执行。 与其他城邦的战争 由于成长乃为城邦求生存所不可或缺的需求，就必然会与拥有其所需资源的其他城邦发生冲突。虽然它们之间也许会有一段时间，维持看似稳定的动态平衡（例如就像美国与加拿大），历史已显示这稳定时期不会太长，最终城邦自身的资源将供不应求，而必须向外寻求。它可能使用食物/金钱/资源为武器，美国超级市场70％以上的水果来自于第三世界即为一例证；或可能使用武力宣示其（或其代表、盟友）对土地、人民和资源的主权，如海湾战争之所见。 一旦城邦接触到战争，正如被wetiko接触的文化一样，其可能的选择就寥寥无几。通常只有变得和侵略者一样，精于战争，才能存活。 城邦可能是如何开始的史前的某时，一位部落领导者违反了部落的世界观，或发狂了（以其人民的定义来说）。 这个领导者，违抗其部落与邻近部落向来合作的传统，计划去征服其中的一个并纳其人民为奴隶。或许，为取得部落成员的合作，他使用了与哥伦布相同的方式激励他们。他允许他的人民可以任意支配并强暴他们想要的外族女子，不管年龄，甚至驱使年轻女子为清洁奴仆及担任性服务。又或许他用皮萨罗式的手段——到达美洲时烧毁船舰，使怯懦者不能遁逃——以确保对其族人绝对的支配。 或许这第一个的Wetiko部落领导人，能为此提出合理化的借口为此辩护，比如气候改变使他的土地农作物歉收，或猎物的缺少，所以他的人陷入饥饿。又或许他说服族人，是神明的旨意给他这可怕的命令。不管如何，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他和他的部落攻击并征服了一个邻近部落。 战争与种族屠杀就此开始。 在奴役或灭绝的征服过程中，他慢慢灌输族人对其暴力的恐惧。因为惧怕他，他们从其所愿，应其所求，不论是加入他的杀人队伍，贡献部分的农猎所得，或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为他付出劳力或成为战士。 以支配、惧怕为基础之领导型式就此开始。 从部落成员强取来的生产物或个人财物，增强了他的力量，他于是可以将剩余的财物分配给那些最亲近者，而这些人进而为他巩固及维系统治。 财富与资本利用就此开始。 接着他注意到了女人。因为将新生命带入世界的独特能力，女人在大多数的部落里有着崇高的地位，他了解到这是他新的支配型领导的一大威胁。他针对女人数万年以来被视为神圣、并洒在田野或供作多产典礼之用的经血，声称它是“不洁的” 他指出，据神明指示，妇女在生产时所经历的疼痛是上天的惩罚。妇女是邪恶的、魔神的同伙，她们魅惑男人的力量。他颁令妇女必须加以控制、隐藏、支配。她们的社会地位因此从平等降为男人的附属财产。而且当农作物歉收、有人死于疾病或自然灾害发生，就归咎于妇女，并认为这种灾祸皆因妇女的巫术而起。 性的支配与家族长阶级制就此开始。 他的族人们仰望夜空面对着大自然的力量——闪电、地震与野火——一致认为这一切皆由一全能的力量在运作，以其意志决定降临在个人身上的吉凶祸福。他告诉族人，神已选他当代言人。他祈求圣名与圣力，而且他有战胜的能力，这正是来自最强神明庇佑的证明。他禁止族人崇拜通过他代言以外的神，派出密探改变或铲除不顺从于他所代言神明的人。那些相信他的人，他允许其加入部落，只要他们宣誓效忠他与他的神。 侵略性与强制传教就此开始。 将人视为支配的目标，仅只是把自然界视为支配目标的一小步。一反他的部落所遵循数万年可永续的农业形态，他决定尽可能、不顾后果地榨出土地的生产。一旦土地枯竭，既然种族灭绝与奴隶制度皆是可用之工具，他必须也大可夺取他族土地。如有物种威胁到其食物供给时——狼吃他们的羊，或小动物吃他们的作物，或甚至昆虫——他也将竭尽所能摧毁这些“敌”种。 焦土式农业就此开始。 ◆ ◆ ◆ ◆ ◆ ◆ 全世界的部落史，被这因对权力之饥渴而疯狂，并杀戮邻邦的一帮人给搞得乱七八糟。有些部落成长超过正常的部落规模，并能取得较多之季节性食物来源，因此产生了财富与权力阶级，另一些部落则投入无法永续的焦土式农业生产，不是自毁就是被迫迁移。尚有一些部落相信他们的神才是惟一的真神，其他的不是假的，就是较不具力量。不过，这些变质的部落，没有一个曾起而征服已知的世界。 这是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这些个因素不曾在同一地方同时出现。如果曾如此，支配型的文明在当时即已浮现。 直到7000年前，有一个人变成第一个支配者、第一个宣教者、第一个焦土农业推行者；而同时，因为至少三样被部落视为疯狂的个人行为集于一身，第一个城邦的建构者于是诞生。 由历史记载可知，此人也许正是统治中东肥沃新月地区的吉尔伽美什国王。但很有可能，他只不过是第一个创造我们文化的众多后继者之一；他只不过是略微调整此一新社会因素的综合体，以便自己能起而征服与摧毁他所知的整个世界，写下他个人的历史。 部落对吉尔伽美什国王及其文化承续者的莅临毫无防备。当新形态的社会组织接触到叙利亚人、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维京人、土耳其人、匈奴人、欧洲大英帝国、德国、西班牙、法国、葡萄牙、比利时、荷兰、来自欧洲的“美洲人”和“澳大利亚人”、印加人、班图人、祖鲁人、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印度的婆罗门人，还有其他等等…每一族群均被征服或转型。 许多部落缺乏足以处理战争事务的中央权力架构；他们缺乏某种职业分工以制造武器及构成常备部队；缺乏摧毁周遭任何竟争势力以谋取最大食物来源的意愿。 他们彻头彻尾未作准备。于是只得逃往更与世隔绝、更贫瘠的土地，直到逃无可逃，避无可避。 而那些没被杀尽的就被“同化”。 托拉查（Toradjas）部落的故事是个典型的例子。荷兰人“征服”了西里伯斯岛（现称作“苏拉威西岛”），而在那儿山顶住着称为托拉查的人，他们种植一种旱作的稻米，打猎，采集，以部落形态生活着。他们的经济体系，除社会好意馈赠与责任外，无金钱或其他象征交易的媒介物，且从不知什么叫饥饿。他们很快乐地在这种形态下生活，这种生活形态，甚至在荷兰第一次遭罗马帝国占领前已维持数千年，而他们也没想过要种植特定的农作物外销到荷兰，或为荷兰低地地主种植咖啡。 这对荷兰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状况，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势之下，“发展和进步是不可能的事”，并且除非迅速有所作为，这些部落人将必然停留在“原来层次”的原始生活形态。 于是，在1892年，荷兰政府派出一群传教士去摧毁部落的文化。结果，却是完全的失败。即使是对托拉查孩童提供教会学校免费的教育，也不足以说服他们放弃他们的信仰及生活方式。他们就是没兴趣购买荷兰人所经营商店里的商品，也不想为荷兰出口商业种植咖啡与稻米，或侍奉荷兰人的神。缺乏廉价的当地劳力，使此地的荷兰工业难以图利。 在经过30年教会的辛勤耕耘之后，荷兰政府采取了B计划。他们带来了军队，强制将托拉查人从传统居住的山顶迁居，并重新安置他们于低地。他们强抓托拉查男子做（名为征召）修筑道路的奴工。接着对每一个公民征人头税。为了应付这人头税，托拉查人必须到咖啡园工作。到了1910年他们就“改变了”，愿意送他们的孩子到教会学校就读，开始购买西方的衣物与日用品，抽烟与喝酒，也接受了基督教。虽然他们的死亡率蹿升，虽然他们用祖先已过万年的健康悠闲的生活方式，交换现在这种令人发狂、难以忍受的贫穷生活，他们却被荷兰政府宣称为“开化”。 相同的情节丝毫不改地在亚洲、非洲、澳洲，当然还有南、北美洲地方上演数千次。在某些时候，甚至有善心人士捐款支持遥远地区“拯救异教徒”的计划；例如，这些事正在巴西以及东南亚丛林快速蔓延，在那些地方，主张“开化”的人士所想要的，就是得到丛林的资源及原住民的苦力。 部落的第三种也就是最后的选择，就是抗战。如果他们不能逃不能躲，而又不想被“同化”，他们必须投入战斗。然而，这是尤其具破坏性的事，因为他们首先必须要采取敌方的文化。要组织有效率的军队需要一个层级化的社会结构、专业的分工和具支配力的领袖。同时，资源会以狂飙的速度消耗，导致生活品质的丧失甚至引起饥饿与贫穷。由这点来看，在第一发子弹射出之前，古老文化就已输了这场战争：他们变成了他们的敌人。 部落的人口当我们审视部落与城邦时，发现一个有趣的形态。当城邦人口在历史上，如癌细胞般的除非遇到瘟疫或饥荒，否则不受控制或不能控制地成长时，部落的人口却能维持稳定数千年。我们曾被告知，这是因为他们居住环境卫生不佳或食物来源不稳定，所以有相当高的婴儿死亡率及较短的寿命。 最近的发现却显示并不是这么回事。 在抗生素的年代之前，部落人一般活得比城邦居民长久（指平均寿命），且有较低之婴儿夭折率。更进一步，将部落人的化石与早期城邦居民相比较，显示部落人较少蛀牙，骨骼较强健，较少有退化疾病的病征。多年来许多古人类学者皆称，农业革命与城邦的建立为“一个公共卫生的灾难”。 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在《心的史前》（The Prehistory of the Mind)一书中，述及考古学及现代的记录清楚地显示，“……农业的开始带来了传染病的波涛，营养素质的下降，以及平均寿命的减少”。那么，为什么人们要发展农业社会？米森指出，虽然农业导致人类社会生活品质的恶化，它也“提供特定的个体获得社会控制和权力的机会”。就达尔文的天择论所提出的，进化对个体比对群体更有益而言，“我们的确可以视农业为某些个体借以获得和保有权力的一种策略”。 部落如何控制人口？一项使现代人、城邦的住民，相信剥削者所宣称的，摧毁部落文化是“拯救”部落族人且对他们有利的说法，是人口问题。部落到底如何控制它们的人口，如果不是同类相食、杀婴、传染病或高婴儿夭折率？尽管我们的文化认为这些是他们控制人口的方式，其实不然。实际上，在现代发展中国家中，如墨西哥的人口，比任何被研究过的部落面临更高频率的传染疾病、婴儿夭折、自杀，营养失调和饥饿。而部落的人口相当稳定，数千年不改。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没人知道。 在《成长下的牺牲者》（Victims of Preogress）一书中，作者约翰·搏德利指出，部落控制人口的重点与机制，“尚未全然了解”，但肯定不是以上所列举的。大量出土的古老部落人民，尚无任何证据证实古代部落人有比“现代”大部分国家更高的杀婴或婴儿死亡率。他们的人口就是不会过多，没人知道到底为何。 有一个理论是繁殖力是食物供给的函数。虽然我们不曾以此种理论去研究人口，我们知道不论野生或豢养的动物，数量会成长到一个食物来源可承受的数目，而后稳定下来（池里的鱼甚至会成长到一个于池中生存的适切大小后停止生长，没有人知道如何会如此）。有可能是内在微妙的生理和内分泌回馈系统的作用告诉身体，外在是否有丰沛的食物或生活空间。当食物的来源降至理想的水准以下，内分泌系统于是触发减少精子数或能动性，或卵子的生育力，或甚至释放较少的刺激性欲的荷尔蒙和费洛蒙。 另一个理论与运动有关。在一份出版于1997年的研究报告中，发现57％的女性越野跑者有闭经的现象，这是一种月经停止正常周期而暂时丧失生殖力的状态。虽然闭经被现代医学视为一种运动引起的病情，而使用雌激素或其他荷尔蒙让月经能重回正常周期，在自然的环境之下，它可能是平衡部落人口之精巧机制中的一环。如果这世界上超过一半的妇女，在过去500年的任何特定时间是不能生育的，我们也许就不必经历我们现在看到的人口膨胀状况。相同的，一份1993年出版的研究报告发现月经较早开始（青春期的运动延后初经的时间）、更年期较晚，以及也许更重要的，月经较频繁的妇女罹患乳房癌与卵巢癌的机会较高。频繁的月经期，使她更常暴露于提高这类癌症发生几率的身体荷尔蒙中。经常运动的妇女，一生的月经周期数较少，因此较少暴露于雌激素中。 第三个理论，是尽管部落的人依我们的标准，在科技上是相当无知的，但在一些直接影响到生活的方面，他们则又常常远比很多现代人先进。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左右被现代科学家“发现”的数千年以前，部落人民早已经使用青霉素。 在1990年代于太平洋紫杉中“发现”泰克索（Taxol）的5000年前，他们已用它来治疗乳房癌。同样，许多植物，现在我们知道，含有能直接影响雌激素或其他男女荷尔蒙作用的成分。 例如，贞节树，已在欧洲使用了数千年之久，后又被希腊“异教徒”女巫医用来减低男性性欲，以免在雅典播种祭典中触怒生殖女神，以求谷物丰收。它的名称源自“hagnos”和“castus”，在希腊文中皆有贞洁之义。其他药草，如艾菊和芸香，都是有效的堕胎或宿醉药，直到本世纪初才广泛见于医药教科书中。所以，很可能因为他们具备很先进的自然药理学知识（如曾研究过的每一部落所见），而得以利用这些知识控制生育。 另有两个减少人口成长率的因素，在部落中很容易观察得到：母乳哺育和同性恋。 部落妇女以母乳哺育小孩3至5年是很常见的。在此一时期，身体会分泌荷尔蒙抑制月经和生殖力，想必是为预防妇女身体同时承受母乳哺育与胎儿成长的双重压力，而其结果即是有效又自然的节育。 当文化倾向鼓励大家庭——常是为了建立更大的军队——通常衍生出反对同性恋的宗教和文化禁忌，在不必培养很多士兵的部落中，显然没这类忌讳。如威尔·罗斯科（Will Roscoe）所著的《活出灵性：美国印第安同性恋者诗集》以及沃尔特·威廉斯（Walter Williams）所著的《灵与肉：美国印第安文化中性的多样性》中所详载，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人与行为，在许多古老文化中是普遍被接受甚至被称颂的。有10％到20％的人行非生殖型的性行为，对人口也有稳定化的影响。 最后一种理论指出，在大部分的部落文化中，女人的地位和权力与男人相等。（他们或许角色分工不同，但这些并无上下的阶级之分：他们在人际的权力与对部落的贡献是相等的。）因此，在这些社会中，妇女在生育过程中有相当的决定权，何时和如何进行性行为，何时和如何进行节育，等等。无疑在过去50年间，美国与欧洲的妇女的权力渐渐增强，人口成长率也相对降低。然而在一些天主教、印度教宗教气息浓厚的国家，妇女的地位就较低、权力也较小，人口过剩呈现爆炸的形态。有人认为这足以证明文化结构能影响控制人口的能力。以印尼的丹泥部落为例，大部分妇女选择于孩子出生后的5年内不要有性行为。在这些部落中，有高度复杂的社会组织赋予妇女控制自己生育之权，这样的系统已运作达5000年以维持族群人口的稳定。 然而，不管他们如何操作，部落人口的稳定反映了其周遭环境可供给的资源。如同身体里的健康组织一般，他们只取其所需而不过度。其运作有如魔术一般，一种也运作在自然界其他动植物种类上的魔术。 城邦却因为持续不断的扩张和征服邻近士地，而有稳定增加的食物供给。因此，他们的人口无限制地成长，直到突然撞上饥荒或瘟疫的墙为止。这历程，从第一个美索不达来亚城邦伐尽林木摧毁生存环境而后经历饥荒，一再反复上演。 “但我们的国家很稳定……”有些读者会指出一些例外情形，如欧洲某些国家的人口成长已趋稳定：挪威、德国和意大利等。这些及其他国家已成功地停止飞快的人口成长（大多借由避孕）虽为事实，但这仍未达可维持的水准。 这些国家，如同其他所有年轻文化支配性城邦，巨量消费比他们生产的还多的资源（请注意抽取或开采矿产或矿物燃料的过程是消费和摧毁而非“生产”）尽管西欧每人平均消费的能源低于美国，这些国家也只是处于相对的和平与兴盛状态而已，因为他们所能利用的古老阳光终将枯竭。另外，他们之能享有相当的稳定与兴盛，是因他们能继续说服世界上较贫穷国家的政府，让他们以货物换取当地的劳力，并被允许撷取脚下曾经属于部落民族的矿产与矿物燃料。 虽然此刻他们或许稳定，但因为所立基的文化故事使然，所有的城邦政府最终仍需面对固有的不稳定。像肿瘤或庞氏骗局，他们依赖不断的成长：当这些国家的GDP或GNP变为负值时，他们很可能就堕入无政府状态或起而攻击邻国。 这是因为那些生活攸关的元素之集中化：食物、能源、水、环境卫生和医药。在他们的想法中，集中化是好的，财富与权力是有利的，而且永远有个遥远的地方可以供给廉价的劳力和自然资源。 有些国家，如挪威，几乎已达稳定。生活好、知识高、犯罪低、贫穷少。但如少了采自北海的原油，挪威将无所依而终至耗竭。 无政府或部落制度如果听了以上论述而以为我倡议废除现代的城邦组织，我绝无此音。 我们已走得太远，过了可回头的时刻。共产主义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支配型的文化改变其经济或政治系统，填补进来也不过就是另一个新型式的支配系统。本书不是为宣扬革命或无政府主义。 再者，我也并不暗示部落生活是完美的乌托邦。 虽然有许多部落的人们过着悠闲而舒适的日子，也有一些承受着困难、残酷与充满恐惧的折磨。虽然历史上不曾有过，能与城邦年轻文化所加诸部落人们相提并论的残暴、折磨和死亡（当然也不曾消灭他们），但是，在自然的无常中，许多人也许仍过得艰难和痛苦。 他们的生活是永续的，没错——但不一定是舒适的。 我并不建议非在回归部落制度或解构我们所谓的现代文明两者之间择一不可。 只是，我们必须对我们在这世界上所制造出的情况之冷酷、清晰的事实，及其背后形成的原由，有所觉悟： 支配性城邦年轻文化视世界的一切为其潜在食物与物资。 我们会一直成长与消费，直到最后涓滴不留，我们的文化和生态系统将崩解，留下数十亿饥饿的人，污染的土地、空气和水，与数百万死绝的物种。 采用部分我们祖先的教训与世界观——他们曾在这星球上稳定地生活至少10万年——我们可以改变方向，并至少为这星球的部分地区，创造出永续的和可居住的未来。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