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但是达尔文呢？不是胜者为王？
有人对本书中的理念提出争论：如果部落式的生活这么好，我们怎能征服他们？“胜者”不就代表“优越”吗？ 最简单的回答是：“希特勒的生活方式优于法国与波兰人吗？” 欧洲人占领美洲的模范历史，使我们发现了一大片无知的野蛮人不知如何利用的“处女地”，或是说，因为我们较为聪明、文明，而且有枪炮等科技，所以征服了他们。 其实这两个观点均错了，在1620年清教徒在美国建立家园以前，至少有两次对美国这“蛮荒地”的入侵被成功逐退。虽有武力优势，欧洲人却无足够的求生技巧以生存下来。事实是，与印加帝国一样，疾病使得我们殖民北美洲成为可能，这事实不见于多数高中历史教科书，却详述于毋须经得克萨斯州政府审查的大学及其他书籍。 欧洲人已经暴露于天花数世纪之久，病后存活者都有遗传上的抵抗力，因此虽然天花与水痘、流行性感冒、淋巴腺鼠疫和肝炎等为欧洲人常见的疾病，致死率并不高。 美国原住民却非如此，欧洲人所到之处，他们动辄死亡，数以十万至百万计。清教徒登陆马萨诸塞州的前几年，原住民就已经与荷兰、法国和英国的渔夫及海岸交易者进行贸易。这些人在原住民间大肆散播传染病，以至于清教徒于1620年定居之时，一位亲眼目睹此况的英国人库什曼说，存活的原住民不到5％，全村灭绝，遍地骷髅，少数幸存者逃往西方……带着传染病。 新英格兰地区90%到95%原住民的病死，在当时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Massachusetts Bay Colony)首任总督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throp）眼中，成了来自上帝的“异象”。1634年他写信给英国友人：“至于这些土著，上帝追击他们不遗余力，到现在仍流行的天花横扫300英里，极少幸存者。借此上帝显明了我们在此地的权柄；那些总共剩不到50人的土著成为我们翼下的臣民……” 此后十年，当欧洲人向西挺进，与原住民之冲突再起。清教徒牧师英克里斯瑟（Increase Mather）写到：“上帝用天花来结束争议，印地安人一村又一村地灭亡，一些村子甚至无一人逃得过这大毁灭。”最终，传染病追随原住民，从佛罗里达州到缅州，从马萨诸塞州到加州，为欧洲人之殖民“铺路”。 正如查尔斯·达尔文于1839年所写，“欧洲人踏处，死亡追击土著”。无论如何，达尔文适者生存（轻忽了传染病的角色）的观点，已成为我们告诉自己世界如何运行的故事，但是，存活于过去并不能预测在空前多变的未来也能存活。 只要看看数以千计走过长远历史洪流的物种却在本世纪灭绝，就可理解此点。要预测未来的需求，我们不能只向后看，还必须展望未来。 部落社会最高的价值是合作，合作乃为部落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欧洲人一上岸，他们就展示其作精神，帮助欧洲人耕种以及度过前几个冬天。 易洛魁人让詹姆斯·麦迪逊参与他们的部落会议，在此麦迪逊学习到存在千年之久以至于今的易洛魁联盟之约束法律，也由此看见了他们的合作。麦迪逊吸取了他们有关内部制衡、司法和立法分离以及选举代议的政府系统构想，并告知富兰克林和杰佛逊，于是这三人将这些构想整合入美国宪法。这三人在其著作中均曾大幅论及此事，而且富兰克林在1754年初试代议民主时，曾邀请42位易洛魁联盟成员参加奥尔巴尼联盟规划会议。他在其后的奥尔巴尼会议中说：“如果六个无知的野蛮部落可以组成这样的联盟，实施多年且仍然稳固，而类似的联盟却无法行于十数个英国殖民区，岂不奇怪？” 然而，这些早期殖民认为他们比易洛魁人更知道政府之事，虽然效法了易洛魁的两院立法、最高法庭以及对中央政府权限之界定，他们却对君主政体恋恋不舍。 曾经争论身为总统的他应该被尊称为“阁下”的华盛顿，就是那些推动在我们政府中加入行政首长或代理国王的一位。而且几乎所有移民都认为，易洛魁仅由女性选举或罢免代表（代表多为男性）的系统为一大错误，他们将此改为只有男性可以做这些决定。 易洛魁今天仍沿用的规则，明订所有重大决策（如开战、变更国土、与其他部落的关系等），应由代表交付给地方上的选民进行讨论、辩论和决定。然而当时移民亦决议将之忽略，创造出，现在每天这些决策都在不必咨询选民的情况下进行。 我们文化的核心价值，不是合作而是权力。神施于人的权力；一群人施于另一群人的权力；男人施于女人的权力；对财产的权力（谁拥有什么，谁不准拥有）；人类施于自然界的权力。一切都是权力。 那么，以权力为至高无上的文化，会消灭以合作为最高价值的文化，也就不足以为奇了。然而难道这就表示奉权力为圭臬的文化较为优秀？能永远存在？甚至其存在时间能有古老合作文化的1％？ 也许这些新达尔文主义者是对的，那些存活下来的文明的确较优越，但是，生存之战尚未尘埃落定，更尚未盖棺论定。人类历史是个实验，初步结果显示，以权力为中心的文化总是摧毁自己。 记得经过数万年的和平共存，一小群美索不达米亚人起而将权力与支配置于所有人与事之上；他们赢得战争，且人数增长，于是更为相信其权力的扩张证明了他们的优越、正确和其文化的恩赐。 但然后，他们也瓦解了。 当饥荒、瘟疫和受伤的土地逐渐褪入模糊的记忆，在其葬礼之灰烬上，另一群人再起而尝试，于是另一个文明崛起。然后，这个文明也崩溃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罗马、匈奴、奥斯曼、印加、阿兹克特……等等。 今日挥舞着权力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系统之化身，是否也将溃败归于尘土？是否最后剩下的只有部落民族？ 是否真的柔顺者将继承地球？ 如果我们周遭的征兆无误，那么很可能新达尔文生义者说得对……但是他们选错了优越的文化，至少以长期生存的能力而言。 7．但是达尔文呢？不是胜者为王？ “我所了解，宪法之所以将宣战的权力赋予国会，乃根据以下之理由。史上君王总是将人民陷于兵荒马乱中，并使人民因战争而贫穷，却常高举人民福祉为幌子。我们议会知道，此乃君主的所有压迫之最，于是在他们所设计的宪法之下，没有任何个人能拥有将此压迫强加我们身上的权力。” ——林肯 “在海湾战争之前与伊朗外交部长的会晤，是总统无论如何决意要做的，得到了国会的支持……我想即使国会投票反对，我们还是会勇往直前……我不认为我必须得到国会的准许。” —詹姆斯·贝克，前美国国务卿， 谈论海湾战争之始 有人对本书中的理念提出争论：如果部落式的生活这么好，我们怎能征服他们？“胜者”不就代表“优越”吗？ 最简单的回答是：“希特勒的生活方式优于法国与波兰人吗？” 欧洲人占领美洲的模范历史，使我们发现了一大片无知的野蛮人不知如何利用的“处女地”，或是说，因为我们较为聪明、文明，而且有枪炮等科技，所以征服了他们。 其实这两个观点均错了，在1620年清教徒在美国建立家园以前，至少有两次对美国这“蛮荒地”的入侵被成功逐退。虽有武力优势，欧洲人却无足够的求生技巧以生存下来。事实是，与印加帝国一样，疾病使得我们殖民北美洲成为可能，这事实不见于多数高中历史教科书，却详述于毋须经得克萨斯州政府审查的大学及其他书籍。 欧洲人已经暴露于天花数世纪之久，病后存活者都有遗传上的抵抗力，因此虽然天花与水痘、流行性感冒、淋巴腺鼠疫和肝炎等为欧洲人常见的疾病，致死率并不高。 美国原住民却非如此，欧洲人所到之处，他们动辄死亡，数以十万至百万计。清教徒登陆马萨诸塞州的前几年，原住民就已经与荷兰、法国和英国的渔夫及海岸交易者进行贸易。这些人在原住民间大肆散播传染病，以至于清教徒于1620年定居之时，一位亲眼目睹此况的英国人库什曼说，存活的原住民不到5％，全村灭绝，遍地骷髅，少数幸存者逃往西方……带着传染病。 新英格兰地区90%到95%原住民的病死，在当时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Massachusetts Bay Colony)首任总督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throp）眼中，成了来自上帝的“异象”。1634年他写信给英国友人：“至于这些土著，上帝追击他们不遗余力，到现在仍流行的天花横扫300英里，极少幸存者。借此上帝显明了我们在此地的权柄；那些总共剩不到50人的土著成为我们翼下的臣民……” 此后十年，当欧洲人向西挺进，与原住民之冲突再起。清教徒牧师英克里斯瑟（Increase Mather）写到：“上帝用天花来结束争议，印地安人一村又一村地灭亡，一些村子甚至无一人逃得过这大毁灭。”最终，传染病追随原住民，从佛罗里达州到缅州，从马萨诸塞州到加州，为欧洲人之殖民“铺路”。 正如查尔斯·达尔文于1839年所写，“欧洲人踏处，死亡追击土著”。无论如何，达尔文适者生存（轻忽了传染病的角色）的观点，已成为我们告诉自己世界如何运行的故事，但是，存活于过去并不能预测在空前多变的未来也能存活。 只要看看数以千计走过长远历史洪流的物种却在本世纪灭绝，就可理解此点。要预测未来的需求，我们不能只向后看，还必须展望未来。 部落社会最高的价值是合作，合作乃为部落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欧洲人一上岸，他们就展示其作精神，帮助欧洲人耕种以及度过前几个冬天。 易洛魁人让詹姆斯·麦迪逊参与他们的部落会议，在此麦迪逊学习到存在千年之久以至于今的易洛魁联盟之约束法律，也由此看见了他们的合作。麦迪逊吸取了他们有关内部制衡、司法和立法分离以及选举代议的政府系统构想，并告知富兰克林和杰佛逊，于是这三人将这些构想整合入美国宪法。这三人在其著作中均曾大幅论及此事，而且富兰克林在1754年初试代议民主时，曾邀请42位易洛魁联盟成员参加奥尔巴尼联盟规划会议。他在其后的奥尔巴尼会议中说：“如果六个无知的野蛮部落可以组成这样的联盟，实施多年且仍然稳固，而类似的联盟却无法行于十数个英国殖民区，岂不奇怪？” 然而，这些早期殖民认为他们比易洛魁人更知道政府之事，虽然效法了易洛魁的两院立法、最高法庭以及对中央政府权限之界定，他们却对君主政体恋恋不舍。 曾经争论身为总统的他应该被尊称为“阁下”的华盛顿，就是那些推动在我们政府中加入行政首长或代理国王的一位。而且几乎所有移民都认为，易洛魁仅由女性选举或罢免代表（代表多为男性）的系统为一大错误，他们将此改为只有男性可以做这些决定。 易洛魁今天仍沿用的规则，明订所有重大决策（如开战、变更国土、与其他部落的关系等），应由代表交付给地方上的选民进行讨论、辩论和决定。然而当时移民亦决议将之忽略，创造出，现在每天这些决策都在不必咨询选民的情况下进行。 我们文化的核心价值，不是合作而是权力。神施于人的权力；一群人施于另一群人的权力；男人施于女人的权力；对财产的权力（谁拥有什么，谁不准拥有）；人类施于自然界的权力。一切都是权力。 那么，以权力为至高无上的文化，会消灭以合作为最高价值的文化，也就不足以为奇了。然而难道这就表示奉权力为圭臬的文化较为优秀？能永远存在？甚至其存在时间能有古老合作文化的1％？ 也许这些新达尔文主义者是对的，那些存活下来的文明的确较优越，但是，生存之战尚未尘埃落定，更尚未盖棺论定。人类历史是个实验，初步结果显示，以权力为中心的文化总是摧毁自己。 记得经过数万年的和平共存，一小群美索不达米亚人起而将权力与支配置于所有人与事之上；他们赢得战争，且人数增长，于是更为相信其权力的扩张证明了他们的优越、正确和其文化的恩赐。 但然后，他们也瓦解了。 当饥荒、瘟疫和受伤的土地逐渐褪入模糊的记忆，在其葬礼之灰烬上，另一群人再起而尝试，于是另一个文明崛起。然后，这个文明也崩溃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罗马、匈奴、奥斯曼、印加、阿兹克特……等等。 今日挥舞着权力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系统之化身，是否也将溃败归于尘土？是否最后剩下的只有部落民族？ 是否真的柔顺者将继承地球？ 如果我们周遭的征兆无误，那么很可能新达尔文生义者说得对……但是他们选错了优越的文化，至少以长期生存的能力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