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改变世界需要有新故事有些人指着海底的“可燃冰”(甲烷水合物)、受控核聚变技术和氢燃料电池,认为这些是我们未来的救星,说“当石油不够时,我们就会找到替代能源。” 他们也许是对的。 然而即使如此,这些所谓的解答,最多只是拖延不可避免情形的出现时间,最坏的情形甚至可能导致大灾难。因为它们仍基于相同的故事/谜思——人类的目标是支配和征服地球,消费具有高而确定的价值,以及人口增长是件必要的好事。 无论我们有多少石油,这套年轻文化/支配者的故事只会使我们去撞上一堵墙,苏美尔人、希腊人、罗马人,及许许多多隐入历史的人曾遭遇的一堵墙。 即使地球可以无限量地提供能源,地球的大小和可以维持的人数仍是有限的。这个极限已经到了,从许多生物的绝种和广布环境中的毒性物质就可得知。再假设我们可以移民至火星或月亮,只要仍把持着消费、支配和无限制人口成长的文化,我们躲不掉那堵每个城邦、每个历史上的年轻文化曾撞上的墙。 我们必须有全新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现在不愿意改变,最后我们或下一代会被迫改变,并可能徒增痛苦与困难。 而个人以及文化的“新故事”,是改变的必然条件。 ◆ ◆ ◆ ◆ ◆ ◆ 我们生长的文化,我们在该文化中的角色、家境与长幼次序、种族与性别以及社会地位与财富,都在影响我们告诉自己的故事,而这些故事的定义也限制了我们对真实的体验。 因为那些故事源于思想,所以完全是个人的,而且每人的都或有不同。它们是如此强有力的生命经历的中介,可以让我们乐或悲、强或弱,甚至生病或健康,它们改变了脑与神经系统运作的方式。 试想两种人在游乐场将坐上云霄飞车的例子。 比尔看着云霄飞车,告诉自己即将来到的乐趣,他内在的故事诉说着:腾降翻转、高速与强风是多么刺激,这实在是要好好享受的时刻。因着这正面的故事,当比尔乘坐着云霄飞车时,脑部会产生啡肽(endorphins)和“愉悦”的神经化学物质,整个身体的神经系统都对此产生正面与健康的反应。于是当他步出这趟云霄之旅时,他会感到振奋、快乐和放松,就好像刚破赛跑纪录似的。整体结果是他的免疫系统有效地活化起来,使得身心都比乘坐之前更为健康。 而相反,萨姆看着云霄飞车从陡坡上疾降,在急转弯时摆荡,觉得十分危险。他提醒自己有人因此而死,如前几年飞车脱轨及有人心脏病发或中风。因此,他的脑部就指挥内分泌系统制造可的松、肾上腺素和许许多多其他抗压的荷尔蒙。当结束时,他已耗尽养分来抗压,消化系统失灵、血压及心跳上升,身体的紧张甚至可自能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同样的云霄飞车,却有多么不同的故事。 有关文化上孰真孰假的故事,自我们一出生就紧紧包住我们,很少受到质疑。 例如,住就北美的欧洲人经过数百年才开始对蓄奴是对且好的文化提出严正的质疑。毕竟,圣经里宽恕了奴隶制度,而且蓄奴可溯及我们现代文化故事中,最早且最具影响力的吉尔伽美什。 因为美国殖民文化将非洲人认定为“次人类”,而杰弗逊、华盛顿和麦迪逊等人是生于这个文化故事中,所以无人想过去质疑它。它只是事物的现况、当时的实际。 主导的故事可以而且也在改变,真实接着改变两代前,大多数美国文化认为种族隔离是正常且合理,之前的白人告诉自己,黑人是劣等种族,种族隔离是对黑人好的慈善制度,不但黑人喜欢,而且与自然律及《圣经》教训相符。 这“劣等”黑人的故事在1950年代的公民权运动中,受到第一次严重的挑战,在帕克斯(Rosa Parks)和马丁·路德金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等人的努力下,白人很难再相信这套故事。当够多的人相信新的故事,我们文化便“转向”了,于是黑白平等和机会均等成了主流的故事。 当然,在文化转变时,总有旧故事火焰的维持者,仍有德国人认同希特勒,仍有美国白人(甚至黑人)主张种族隔离。但由于这些观点属于非主流故事,以其为生活中心者便被称为次文化或异端,且常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种族隔离者或三K党的标签。而在1935年,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好美国人”,而这些观点也被当时的主流人物如林德伯格(曾公开赞扬希特勒)和亨利·福特(发行一份公然反犹太裔的报纸)所信奉。 上述的重点在于所谓真实的理念、立足行事的基础以及生命之舵都由故事构成,而故事可以而且的确与时俱迁。 当文化故事刚开始转变时,新故事的先驱会被视为古怪、奇特或异教徒。1960年代的南方州长以喷水和警犬对付争取公民权的示威黑人;罗马人用早期基督徒来喂狮子;革命战争之前,在英国报章和许多美国人口中,华盛顿和杰弗逊被称为不适任和不满分子。 但当到达关键数目后,故事便会改变。容格推测,这是与集体潜意识有关的过程;谢尔德雷克称之为“形态场域”;布罗迪(Richard Brodie)在他的《心的病毒》(Virus of the Mind)一书中指称,如果这些新的文化故事的传染力够大,新的文化故事最后会感染整个文化,并成为该文化一部分的共同观点,结果文化本身将与人一起改变。 所以,我们来检视更多的“新而古老”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