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离科学还有多远] 　　ＧＯＧＯ

[选自电子杂志《西湖评论》]

中国人离科学还有多远
ＧＯＧＯ

１９９９年的秋天对世界科学界，尤其是中国科学界，堪称是多事之“秋”：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大批关于地球和人类命运的预言在这个时间或稍迟一些的时间里接受检验，世纪末的恐慌在地球的每个角落蒸腾着，而在中国，人们不但与世界共享着各种各样的“末世论”，并且更亲身体验了有中国特色的东方神秘主义--“法轮功”和“当代华佗”。不过，与其把这些说成是科学界的事，倒不如说这是政府与普通民众的麻烦。因为，现代科学体系并未受到严峻的挑战，科学一如既往地稳如泰山。反倒是政府与民众在又一个金秋里品尝着苦涩的果实- -迷信的恶果。

难言的苦涩

直到“法轮功”公然向政府挑战，人们才突然意识到即将步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在与科学相反的方向上已经走得太远。目前尚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被卷入 “法轮功”的旋涡，但是有一个明确的事实是：“法轮功”造成的灾难，远不止是眼前那些家破人亡和倾家荡产的事例，它在人们思想上造成的混乱，不是一两年里能够平息的。制造这一切的李洪志成了中国政府和大多数老百姓切齿痛恨的罪魁，然而据说此人已经远在美国，根据美国人的一贯做法，他自然就成了“民主美国”的保护对象。李洪志成为中国人又一个永远的遗憾，这个结果会让人意外吗？

另一事件的结果也许多少会给那些渴望正义的中国人一些安慰：被鼓吹为 “当代华佗”的胡万林因非法行医致死人命于８月２０日被正式提起公诉。由于检察官掌握了确凿证据，估计胡万林被定罪已经是迟早的事。然而，对于多年来致力于反击和揭露伪科学以及有关虚假宣传的司马南等人来讲，仍然有难言的苦涩，那就是：公然为胡“神医”张目的一干人并没有被起诉。虽然作家柯云路等人对胡万林的吹捧到了极端肉麻的地步，并且直接导致本案受害人去接受胡的 “治疗”，但是，法律专家认为，就目前所掌握的事实，还谈不上他们与胡构成共同犯罪，在《刑法》中也很难找到其它适合的罪名，除非在胡万林罪名成立的情况下，有证据证明这些宣传者与胡之间有同谋行为。

事实上，这些让人备感苦涩的遗憾，非自今日始，也不会于今日结束。历史上种种原因造成了国人科学素质低下，官僚主义横行，这些都为迷信在现代中国的复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伪科学盛行的实质--迷信的复兴

众所周知，在现代西方科技传入中国之前的数千年间，中国人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屈指可数，迷信充斥国人生活的每个角落。现代科学进入中国，基本上是在洋鬼子的子弹射穿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肚皮之后。应该说从那时起，科学与迷信的大决战正式开始，到“五·四”运动时期，结果已见分晓：这显然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争，科学不费吹灰之力就征服了中国的精英阶层，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了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的座上宾。虽然此后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然而迷信始终没有机会收复失地，终于沦为人们精神生活中的末流角色。新中国更是由于她的缔造者都是坚定的唯物论者而对迷信思想大加挞伐，对科学则青眼有加，甚至在失去理智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也没有忘记“砸烂一切牛鬼蛇神”，使迷信看上去永世没有机会翻身。

　然而谁曾想到，本来已经走投无路的封建迷信只稍稍改头换面，就又卷土重来，在差不多只有２０年的时间里（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末），打了一场战果辉煌的反击战。

　一般认为，迷信在新中国的复兴，是从发现特异功能开始的。７０年代末，正是四人帮的思想禁锢被粉碎，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的时候，这时出现了一个能 “用耳朵认字”的四川孩子。在一些政府高级官员的直接支持下，这种“特异功能”很快从大报上传播开来，并随即引发了一场大争论，以于光远为代表的反对派认为特异功能毫无科学依据，而以钱学森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说：由于人类知识的局限性，今天出现这种谁也无法解释的“特异功能”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可以用党性来担保它的真实性。有学者指出：正是由于有了“人类知识的局限性”这一“官定”理由，使得众多“神功”获得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使无数人丧失了对“神功”进行科学判断的理论依据。从此以后，迷信公然打起科学的幌子，在本来就缺乏科学知识的群众中间开辟根据地。

　８０年代初，中国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气功热潮，名目繁多的气功功法大量涌现（据统计，有名目的功法到今天已经有两千多），练功人数迅速增加，短短几年时间，全国的气功迷达到６０００万之多，多种气功杂志开始发行，同时气功类书籍大量上市。应该指出的是：气功能够健身并且能够治疗某些疾病，这已经得到了医学实践的验证。然而当时的气功热并非以严格的医学实践为基础，而是出于人们对各种神功异能的盲目崇拜和追求。

人们对气功的认识受到虚假宣传的影响，在各种“神功”面前逐渐丢失了平常心。８５年以后，各种记述气功奇人的报告文学大量涌现，据统计，仅是宣传严新的书就有１３种之多，这些书的内容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医学界验证的气功的功能范围，也就是说，都是些“由于人类知识的局限性”而“无法解释”的神迹。诸多行状怪异的气功大师和特异人也纷纷登台亮相，担当起“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责任。这里面值得一提的有严新，张宝胜，张香玉，张小平，张宏堡，直到近几年的李洪志，这些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和捧场者对他们的吹捧，未免会让头脑清楚的人想起“恬不知耻”这个词儿：张宝胜是超人，严新则得了名师真传有呼风唤雨的本领，张香玉自称是玉皇大帝的女儿，而张宏堡是麒麟下凡，张小平还只是“佛子”，到了李洪志就成了“佛”（很难想象张小平与李洪志相见后会是什么场面）。

尽管这些功师和帮闲们吹得天花乱坠，然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１９９８年，以反对伪科学而享誉世界的美国魔术大师詹姆斯·兰迪率领“对于声称异常现象科学考察委员会代表团”访华，并提出：只要你们中国人做一个特异功能表演，我就让我的魔术师给你重复一遍，要是重复不出来，就承认你是特异功能，并且马上给功师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作奖励。这本是为国争光为自己作宣传并且有利可图的大好机会，不料中国的气功师竟无有敢应战者。不过，兰迪倒是没有空手而返，有人送了顶帽子给他--“妄图窃取中华国粹的间谍”。有些气功师事后气愤地说：为了保密，我们不做表演，不能让国宝给美国人看到。听起来很有民族气节，但却不象是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中国的“兰迪”们也一直在公开摆擂，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１日，也许是受到兰迪的启发，司马南更在中国科技会堂大胆宣布悬赏１００万元，奖励神功异能，结果迄今为止，闹得最欢的各路大师都没有应战。

尽管特异功能和“神功”的欺骗手法大都不算高明，表演常常漏洞百出，并且总是在兰迪们面前露怯，然而失去了平常心的人们却沉醉于其中不能自拔。十几年里，不但普通老百姓趋之若骛，就连在校大学生，位高权重的政府官员，甚至博士级的科研人员，都纷纷成为忠实信徒。

随着气功热的升温，国内外复兴民族文化的呼声日高，尤其在８９年之后，西方文化一时间成了造成社会动荡的罪魁祸首，新一轮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开始，这时不但儒家文化成了拯救世界的法宝，就连周易预测和麻衣相法也沾光成了民族文化精华，西安甚至出现了周易预测公司，明码标价进行算卦服务。各种封建迷信也因为获得了自由的空间而迅猛发展，这一时期，“有钱盖神庙无钱建学校” 和“死人和活人争地”的事时有报道。值得注意的是，钱学森老先生在为９０年出版的“人体特异功能译丛”所作的序言中，正式提出“人体科学是现代科学体系中的一个大部分”。从此各种迷信有了一面更加象模象样的大旗。

　由于生命现象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现代医学和生物学的发展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这就给现代迷信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天文学和人类起源问题也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境地。因此，只要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骗子们总是能够理直气壮。正因为如此，更多的骗子迅速出现，比如有人说磁铁可以治疗近视眼、高血压等一切病，有人说他的鞋垫可以通过刺激穴位使人迅速长高，有人说用他的牙膏刷牙可以使头发变黑……，真正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近来还有一位博士著书说“人是太空人的试验品”（可是从他的书里你却会发现他连“人的血液中盐的含量基本保持稳定”这样的医学常识都不知道）。

　就是这样空前“自由”的空气，使得一些人甚至敢于到现代科学体系中最为完善的领域里弄虚作假，有人声称发明了把水变成油的技术。因为他大胆地抛开了“人体科学”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伞，他很快就以经济诈骗和政治讹诈被逮捕。

与上述气功大师和超人不同的是，胡万林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神医出现在世人面前，之后被闻风而至的柯云路捧为“当代华佗”。到胡被逮捕归案之前，被他治死的和因受其迷惑而延误正常医治致死的患者已难以计数，这其中包括著名舞星陶金、前漯河市长刘法民等。

　综观最近２０年的中国历史，不禁会让人吃一惊：这是一段改革开放科教兴国的历史，同时又是一段迷信到伪科学的复兴史。

　　２０年间，这些现代迷信已经给民族的发展造成无法估量的灾难。

　　伪科学何以大行其道

迷信盛行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综合专家学者们的论述，其中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文革结束以后，尽管国家做了大量的拨乱反正的工作，但是短时间内难以恢复人们对马列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信仰，因此出现了意识形态上的真空，人们普遍表现得缺乏理性，思想空虚。同时贫穷、疾病和灾害一直困扰着大部分的人，尤其是普通的老百姓。迷信填补信仰真空担当起救世主的角色，是水到渠成的事。

　　政府对伪科学的危害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宣传工作手法单一，针对性不强，精神文明建设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或者说是确定的建设重点不切合实际。谁都知道，我们树了很多典型，但是这些典型对人们精神状态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似乎没有后续的调查研究。科普工作近乎瘫痪状态。搞经济几乎吸引了人们全部的注意力，同时经济的顺利发展又导致对群众科技意识的过分乐观。民族传统思维习惯的不重实证性，不但使大量的普通民众迅速在迷信的骗术面前拜倒，就连许多科学界和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也轻率作出对迷信有利的判断。同时，民族自尊心的过度膨胀，促使社会给予传统文化，尤其是一些神秘主义的甚至迷信的东西，以过高的评价。这些都为迷信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关于民族传统思维习惯还有一个例子，台湾在几年前也曾经出现了“宋七力显象事件”，民众被一张经过后期合成的照片所迷惑，被宋“大师”诈去钱财以亿计。这充分说明了两岸人民的民族同一性。与之相反，当今在美国、日本都存在邪教组织，但其成员往往不过百数，根本成不了气候。权力严重干扰了科学对迷信的反击。面对迷信的蔓延，科学界并非无所作为，而是自始至终都在努力给予有力反击，然而在世俗权力的介入下，总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些世俗权力里，包括许多退休老干部和老将军，这些人或者本身受伪科学的迷惑，或者受亲属亲信的影响，而不恰当地使用了权力。众多传播媒体由于缺乏科学精神和科学素质，在社会思潮的冲击下，帮了科学的倒忙。值得一提的是，某大电视台曾经连续三年在号称全球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春节联欢晚会”中安排气功表演，而现在证明称其为魔术表演更为恰当。而我们的报纸也曾报道了“特异功能”。其它的地方传播媒体赶时髦的更是不计其数。媒体的误导应该对伪科学的迅速蔓延负主要责任。

　利益的诱惑使许多无行的文人对伪科学进行大肆吹捧、包装，而且手段高明，他们往往反复引用权威人士的言论，并且打着人体科学、生命科学的幌子，树着研究和探索的大旗，极具诱惑力和欺骗性，并且最大限度地避开了触犯法律的危险。这里面值得善良的人们永志不忘的是国家一级作家柯云路。而同样在利益的驱使下，出版商以极高的效率出版了大量现在看起来比垃圾还不如的书刊。法制不健全，造成无法可依的问题。比如这次的胡万林案，如果没有证据表明柯云路从胡那里收取了“宣传费”，柯云路就只能被认为是宣传迷信，然而翻破刑法你也找不到“宣传迷信罪”这一罪名。至于那些气功大师们，如果他们没有害死人命，没有反对政府的行为，又能把他们定什么罪呢？由于以上有利条件，“大师” 们的成功之路太过平坦，而且获利甚丰，“大师”的职业诱惑着许多人加入到大师的行列，据统计，现在全国有名目的功法有两千多种，权威人士指出，绝大多数都是骗人的。

　倾听理性的声音

　社会学家指出，真正的科学是与平等、自由共生的。已故作家王小波对此有深刻的论述：“科学的道理不同于‘夫子曰’，也不同于红头文件，科学家发表的结果，不需要凭借自己的身份来要人相信，你可以拿一支笔，一张纸，或者备几件简单的实验器材，马上就可以验证别人的结论。验证最新的科学成果要麻烦得多，但是这种原则一点都没有改变。科学和人类其它事业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平等的事业。真正的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这是有原因的。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平等：打从孔孟到如今，讲的全是尊卑有序。……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除了学习科学已有的内容，还要学习它所有、我们所无的素质。这就是说，人要爱平等、爱自由，人类开创的一切事业中，科学最有成就，就是因为有这两样做根基。对个人来讲，没有这两样东西，不仅谈不上成就，而且会活得象一只猪。”

　在咱们中华民族身上，至今还保留着两千年封建社会生活造成的残疾，那就是官本位思想和奴性，官本位导致我们的某些老领导喜欢“安排”人们信仰什么，久而久之把别人的脑子当成了自己的；奴性则导致人们谦虚地认为“大人物总是比我们懂的多一些”，久而久之就忘记了自己还有脑子。最近这些年的事实充分说明：真正的科学精神离我们还很遥远。

　我们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宣传“神功”的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书的前面亮出一大堆彩色照片，无非是气功师与一些名人要人的合影等。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说：连这些名人要人都支持我，我的神功会有假吗？不要以为这种做法很拙劣，实际上它很有效。几千万的气功迷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最近的法轮功事件中，我们还发现，法轮功内部收集的“神迹”中，大部分固然是上层“领导”编造的谎言，而有一些却是普通群众为了迎合“上级”而自发编造的谎言。这正是中国人在政治生活中所形成的习惯，也是奴性的一种表现，而今不自觉地应用在另一种组织生活中了。

　　最令人遗憾的是，连我们的科学界泰斗都会说“保证特异功能的真实性”。这事可以由王小波来解释：“有科学的技能，未必有科学的素质；有科学的素质，未必有科学的品格。科学家也会五迷三道。”

　　在１９９５年，四大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在汕头参加第一届国家华人物理大会期间，曾经明确表示反对伪科学言论。他们说了一句发人深思的话：“在（当今）中国研究基本粒子，没有反击伪科学更重要。”

　在下一个世纪，中国人也许应该得到一些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和移动电话这些科学产品更急需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科学的精神。